开头·一个常见场景

小林，二十岁，十岁起诊断为一型糖尿病。最近一次体检，医生告诉他血脂和血压偏高，但建议先“改善生活方式”，没有明确的药物方案。小林心想：我还年轻，医生会不会太谨慎了？这其实并非个别案例。

权威数据说话

一项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与卢森堡多中心随访登记的横断面分析报道了结果：共纳入七千二百九十八名年龄在十七到二十六岁的儿时发病一型糖尿病患者（中位年龄约十七点八岁，病程中位约八点五年）。研究显示，近半数（四十九点二％）至少有一项可修改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近二成（十九点一％）有两项或以上。

具体频率为：血糖控制差（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九点零％）占二十一点八％；血压升高占十七点六％；低密度脂蛋白高于一百三十毫克每分升占十四点零％；吸烟占十三点三％；肥胖（体质指数大于三十）占七点五％。微量白蛋白出现率为十点零％，且危险因素的累积与微量白蛋白呈显著正相关，每增加一项危险因素，出现微量白蛋白的比值比约为一点二二。

来源：维尔特斯等人的多中心登记分析，发表时间为二零二六年（记录于权威期刊）。

什么是这五大可修改危险因素？为什么重要？

展开剩余74%

这五项是可以通过干预改变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记住它们的临床提示值很实用：

高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九点零％，提示长期血管受损风险明显增高。 高血压：达到或超过一百四十除以九十毫米汞柱时，应考虑药物治疗而非仅生活方式干预。 高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于一百三十毫克每分升时，应与医生讨论是否开始降脂治疗。 吸烟：独立增加心血管与肾脏并发症风险，戒烟是最直接且高效的干预。 肥胖：体质指数超过三十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并提升心血管负担，生活方式与药物治疗需个体评估。

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早期未被纠正，会在未来带来更高的心血管和肾脏负担。

什么是“治疗惰性”，为什么在青年人中常见？

所谓“治疗惰性”，是指医生或医疗系统在面对明确需要干预的风险时，未及时采取或升级治疗。原因复杂：医生和家属担心长期用药的安全性；年轻患者拒绝“终身服药”的心理负担；专科与全科之间转诊与随访不够紧密；随访记录断层；以及社会文化和迁移背景带来的医疗可及性差异。研究发现，尽管病情明确，接受药物干预的比例并不高：低密度脂蛋白超过阈值者仅有约九点九％接受降脂药物；血压达到一百四十除以九十者仅约一成九点八％接受抗高血压药；肥胖者中仅约一成接受二甲双胍治疗作为辅助方案。

为什么要在年轻时就行动？证据与后果

研究显示，危险因素越多，微量白蛋白的出现概率越高，意味着早期肾脏损伤信号会更明显。每增加一项危险因素，微量白蛋白发生风险约增加二十二％。这提醒我们：对一型糖尿病的年轻人而言，心血管风险并非老年人的专利，早期筛查和及时干预有助于保护未来的心脏和肾脏。

马上能做的三类清单（便于打印）

给患者与家属：

每年做一次全面筛查：糖化血红蛋白、血压、血脂（含低密度脂蛋白）、体重与尿微量白蛋白；并把结果带到每次就诊。 若低密度脂蛋白或血压超过上述阈值，主动与医生讨论药物与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方案；询问是否需要更密集的随访。 戒烟支持、营养与运动处方，尤其有迁移背景或病程超过十年者需更积极管理。

给儿科与内分泌医生：

建立从儿科到成人照护的转诊与随访流程，明确治疗决策并记录，避免随访断层。 对低密度脂蛋白高于阈值或血压达到治疗标准的患者，应与患者及其家庭讨论药物风险与获益，必要时启动或联合管理。

给全科与社区医生：

在接手青年期患者时，全面复核五大危险因素；若指南或证据支持，不要因年龄而推迟治疗。 关注高危线索：迁移背景、病程超过十年、儿童期发病者风险更高，应给予更密集随访。

常见问题简答

问：我还年轻，真的需要吃降脂药吗？答：是否用药应基于整体风险评估；若低密度脂蛋白长期高于一百三十并合并其他风险，应与医生评估利弊并考虑开始治疗或强化生活干预。

问：二甲双胍对一型糖尿病有用吗？答：二甲双胍并非一型糖尿病的核心胰岛素替代，但在合并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时，可以作为辅助，需与医生讨论是否适合。

结尾·呼吁与展望

别让“年轻”成为放松防护的借口。对于儿时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早期的筛查和适时的治疗决定未来心脏和肾脏的命运。患者要带着清单去问诊，医生要把随访做深做细，系统需要改进转诊与记录机制。未来还需要更多纵向研究来评估长期治疗的连续性与效果，但现在的证据已经足够让我们行动。

注：本文基于维尔特斯等人的多中心登记分析结果撰写，旨在科普和指导讨论，不构成具体医疗建议。若有健康问题或需个体化治疗方案，请咨询专业医生。

发布于：北京市